耶魯教授：不愿招收中國學生只因“聽話”和“順從”？

中國人一向有天賦，又勤奮，可是為什么世界一流大學開始不愛招中國學生了？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分析了原因。這些年看到這么多從國內(nèi)培養(yǎng)出來的杰出高材生，他們在專業(yè)上這么突出?！?/p>

為什么世界一流大學不愛招中國學生？

有兩件事再次引發(fā)了我對中國教育的擔憂。

一個是，跟一位美國名牌大學金融教授談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時，他說他們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國博士研究生了。

這不是種族歧視問題，他自己也是中國人，而是因為過去多年的中國學生，開始學習成績都好，后來做博士論文研究時雖然未必突出，但還可以，可是等到畢業(yè)上學術市場找教職崗位時，表現(xiàn)都不好，沒辦法找到一流大學教職。所以，他們不想再浪費時間培養(yǎng)中國學生了。

實際上，不只是他們大學有這個打算，我所在的耶魯和其他大學，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。雖然我們沒有決定完全停招中國學生，但有意識地少招或者偶爾不招。

以2015年為例，美國的前30名金融系畢業(yè)的博士中，來自中國的不少，但找教職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學院，那個大學當然不錯，可是，這么多中國博士生中沒有一個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。

由于這些博士都畢業(yè)于頂尖金融院系，這一結果很讓人失望，各學校投入的資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，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。

第二是，在美國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業(yè)中，印度裔高管遠超華裔。

大家熟悉的谷歌、微軟、Adobe、軟銀、花旗集團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，在這種級別的美國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個中國人CEO。公司副總裁一級的印度人就更多了。

而且，不只是美國企業(yè)界里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反差這么大，在大學里也如此。比如，幾年前美國主要商學院中，有12個在選拔招聘商學院院長，其中有10個給了印度裔聘書，沒有一個給中國裔。盡管后來一些印度裔謝絕了，但這本身也反映出中國和印度之間在教育、文化上的差距。

中國人天賦好，又聰明勤奮，但為什么結果會如此令人失望，跟美國、印度和其他國家的人差別那么大呢？

答案主要在兩方面：一是教育理念、教育方法，包括中國父母對子女的養(yǎng)育方式；另一方面是與中國文化鼓勵“聽話”“順從”緊密相關，這些文化烙印實際上是中國人一輩子的包袱，走到哪里都無法丟掉，到哪里都吃虧。

先談教育

張三（匿名）出生于國內(nèi)某大城市，高中畢業(yè)輕松考上北清華這樣的國內(nèi)頂尖名校，等他到耶魯讀博士時，哪怕再難的數(shù)理經(jīng)濟模型對他來說都太容易。在我的博士生課堂上，他毫無疑問一直是最優(yōu)秀的，即使在耶魯這樣的世界各地天才匯聚的地方，他的聰明才華照樣遙遙領先。

可兩年后的一天，正當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經(jīng)有出色成果的時候，張三找我私聊，說他在考慮是否退學回國去做PE投資基金，因為他父母好友愿意出資5000萬美元由他去負責管理，機會難得。

我問他：“你的天賦如此出色，我一直認為你最有希望出類拔萃，出一流學術成就。告訴我，你是否真的對學術研究、學術生涯有興趣、有激情？”

多年的經(jīng)歷讓我清楚，一個人如果對他從事的工作沒興趣、無激情，尤其當他做的是學術研究時，那么，要他做好、要他做出別人想不到的創(chuàng)造性成績，那等于是趕鴨子上架，難！每天做自己沒興趣的事情，只會是應付，不會鉆進去的，那樣他自己也會痛苦、很累?！　?/p>

張三回答說：“對學術研究談不上有興趣。我可以做，也可以寫學術論文，但這不是我的興趣與激情所在?！边@下好了，我跟同事原來期許厚望的博士生，對我們的專業(yè)也就是如此。我接著問他：“那你為什么要申請金融博士研究生呢？”他的回答不奇怪：“因為父母要我這樣做，而且看到其他同學都這樣做?！?/p>

很多年來教過的中國學生中，真正因為自己喜歡而研讀經(jīng)濟學、金融學的是極少數(shù)，絕大多數(shù)是因為父母的壓力和安排。

既然他們都不是因為自己真實的興趣而為，出現(xiàn)上面我們談到的，那么多讀金融博士、經(jīng)濟學博士的中國學生最后在職場上表現(xiàn)一般甚至較差，就不足為奇。趕鴨子也許可以上架，但上不了高架的。　　

我見過的很多父母可能從來沒有問過，更沒有想過“什么是最好的學?！薄笆裁词亲詈玫慕逃薄W過優(yōu)化理論的人都知道，“好”“不好”“較好”“最好”這些價值判斷都只能是相對的，必須首先搞清楚的是“相對于誰”“相對于什么”，因為不存在沒有度量指標、沒有參照系的“好”和“最好”。

很多人往往是根據(jù)父母自己認為“好”的標準去選擇“最好”的學校和專業(yè)，等于讓子女去過一種父母認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認為好的職業(yè)和生活。有時候，這實際上是迫使子女去實現(xiàn)父母自己沒有能實現(xiàn)的專業(yè)夢。

有的人是隨大流，去追求大家都認為最好的哈佛、耶魯或者北大、清華。如果你問他們“為什么哈佛耶魯好、北大清華好”時，他們也說不上來。

好與不好，只有基于子女的個人興趣、偏好、個性和天賦才有意義。

否則，不僅沒有意義，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賦與人才的浪費，結果只會是子女學習、工作沒有熱情，無精打采，每天因為在做自己沒有感覺的學習或工作而特別累，而且會時常抱怨，對生活、工作失去興趣?！　?/p>

在任何社會中，人才資源是各項資源中最為重要的，因此，把每個人的興趣和天賦跟其專業(yè)盡量配置得一致，是整個經(jīng)濟中最為關鍵的一部分，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最關鍵因素。

我們想象一下：

一個社會中，每個人都在做自己并沒有興趣但為了養(yǎng)家糊口又不得不做的事，而且每件工作都是由那些并沒有興趣的人在做；在另一個社會里，每個人都選擇做自己有激情的事情，而且每份工作都是由對其有興趣的人在做。那么，這兩個社會中，哪個社會的整體幸福感更高、效率和創(chuàng)造力也更高呢？

不同文化背景導致了中國人和印度人的不同表現(xiàn)

“耶魯校長理查德·萊文也曾提出學習的用途，并不是為了自己的職業(yè)，而是追尋自己的價值。

理查德·萊文（Richard Charles Levin）是享譽全球的教育家，曾在1993至2013年任耶魯大學校長，上一位任滿20年耶魯校長的還是1899年就任的亞瑟·哈德利（Arthur Twining Hadley）。

理查德·萊文曾說過：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(yè)后，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(yè)的知識和技能，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。因為，他認為，專業(yè)的知識和技能，是學生們根據(jù)自己的意愿，在大學畢業(yè)后才需要去學習和掌握的東西，那不是耶魯大學教育的任務。

那大學教育有什么用呢？

理查德·萊文在他的演講集《大學的工作》（《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》）中這樣提到，耶魯致力于領袖人物的培養(yǎng)。在萊文看來，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識，是培養(yǎng)學生批判性獨立思考的能力，并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。

通識教育的英文是，liberal education，即自由教育，是對心靈的自由滋養(yǎng)，其核心是——自由的精神、公民的責任、遠大的志向。

自由地發(fā)揮個人潛質，自由地選擇學習方向，不為功利所累，為生命的成長確定方向，為社會、為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。

這，才是萊文心目中耶魯教育的目的。

正如《大學的觀念》（《The Idea of a University》）的作者約翰·紐曼（John Henry Newman）所說：“只有教育，才能使一個人對自己的觀點和判斷有清醒和自覺的認識，只有教育，才能令他闡明觀點時有道理，表達時有說服力，鼓動時有力量。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來面目，切中要害，解開思緒的亂麻，識破似是而非的詭辯，撇開無關的細節(jié)。教育能讓人信服地勝任任何職位，駕輕就熟地精通任何學科?！薄　?/p>

中國文化鼓勵“聽話”和“順從”

之所以中國人跟美國人、印度人的差別這么大，也當然跟中國文化鼓勵“聽話”“順從”緊密相關。在中國長大的過程中，父母等周邊的人都教你“乖乖聽話”、聽長輩的話。不管走到哪里，只要見到比自己年長的，都要小聲講話，要順從聽話，不能挑戰(zhàn)長者和權威的言論。

正因為從出生開始，二三十年之內(nèi)，周邊大多數(shù)人都比自己年長，都是自己必須要順從聽話的對象，所以，每個人在成長的二三十年里都會被馴化得乖乖的，沒機會鍛煉講話辯論。長大后即使想學習辯論、學習作報告演講技巧，也很難改變從小被迫養(yǎng)成的“聽話不作聲”習慣。

在中國，別人說“你的孩子好聽話”是對你子女的表揚，父母也會因此而欣慰。而我在美國生活的30年里，從來沒有聽到美國人以這種話去夸獎人家孩子的，因為美國人會認為“聽話”“順從”是貶義，是沒有個性的表現(xiàn)，因此，沒有人愿意被這樣評價的。

美國學校更注重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(yǎng)，正因為這種思辨能力的培養(yǎng)，現(xiàn)在我跟女兒討論問題時，她們一聽到任何話，很自然地就會去懷疑、審視，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證據(jù)來證明這個話邏輯上或者事實上、數(shù)據(jù)上站不住腳。

這種習慣看起來簡單，但是對于培養(yǎng)獨立的思辨能力，讓學生畢業(yè)以后，特別是大學畢業(yè)以后，不只是簡單地聽領導的話的機器，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開端。

當然，思辨對于美國教育體系培養(yǎng)出來的人是很自然的，有時候我也想，美國這個社會真的蠻有意思，不管是聰明的、還是笨的人，不管是有能力的、還是沒有能力的人，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厲害，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個人物，對什么事都會有一番高論。